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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日志(第二篇)

归档日期:07-14       文本归类:集火近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5时接广州军区电示: 628团接受入越作战任务,配属铁道兵第二师,担负掩护该师施工部队对空安全任务。

  部队进入广西,“迷底”自然揭开,我们不是远离战场而是更加接近战争。全师上下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快实现了思想上的大转弯,一度有所放松的战备之弦又重新紧绷起来。新情况也使部分同志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 一是急躁情绪,认为既然要援越抗美,就应当尽早出征打击美国侵略者; 二是担扰情绪,担心我师30年代研制的老旧高炮能不能打下美军60年代的新型飞机。解决上述问题,迅速成为各级抓思想先行的当务之急。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的一大不同是,美国当局慑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中国军队的“咄咄逼人” , 接受入侵朝鲜迫使中国出兵的教训,不敢贸然向越南北方派遣地面部队。有利的空间为我们嬴得了宝贵的时间。党中央和审时度势,当“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没有马上出兵越南,而是在边境地区集结兵力,充分准备,引而不发,蓄势而动,力求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高层决策的英明正确。从我个人体会看,充分的战前准备是争取胜利的可靠保证。抗美援朝初期,敌机对我地面部队威胁极大,防空的急需不允许初生的防空兵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我所在的高炮62师由步兵改装后,仅训练了个把月,打了一次风筝靶, 就紧急入朝去打美国飞机了。出国时,干部也来不及配齐,我们604团只有3名团的领导,我当政委算一个,另两位是刚由高炮1团3营营长升任的参谋长和由副营长升任的副参谋长。尽管全师部队边打、边训、边提高,两年多时间击落敌机75架,击伤171架,但战果后面的数字分析却发人深省: 我们每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平均要经过26次对空战斗,消耗2776发炮弹和1394发高射机枪弹。过大的消耗,是我们为战前准备不足付出的昂贵学费。学习中央的战略决策,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克服急躁情绪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师党委结合部队实际,提出了“三个转变”的具体要求,即由平时向战时转变,由国内打仗向国外打仗转变,由重点反侦察向重点反轰炸转变。并讲清“三个转变”绝非一朝一夕的容易事,转变的条件是细致充分的战前准备,进而把指战员积极求战的热情转移到统一“有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认识上来,转移到适应“三个转变”,努力做好援越抗美的各项准备工作上来。针对担忧情绪,我们采取了如下办法:首先,承认存在的差距。自抗美援朝以来,我师的主战装备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而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的飞机则全被新机型所替代。我方未变,敌方全变,意味着即将到来的防空作战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对此必须讲清楚,不能让部队陷入盲目乐观之中。其次,弘扬我军以劣胜优的光荣传统。入越前,我师营以上干部基本都打过仗,营职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或解放战争,团职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师职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张建中副师长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军的红军干部,他们在不同时期,都是用劣势武器最终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因此,老同志的传帮带就成了传统教育的最佳方法。第三,学习越南军民防空作战的经验。越南防空部队的装备与我相似,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对空战斗中,他们已经屡屡击落过美国飞机,有的民兵甚至用步兵武器也击伤击落过美国飞机。这些现实生动的事例,让许多同志深受启发,大家说,我军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顽强作风。凡是越南军民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而且一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对于部队在短时间内就树立起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信心,我一方面感到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领导肩负责任的重大。首批出国作战,不仅仅是一种光荣,还蕴含着任务的无比艰巨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的对手不是军队,也不是诸如印度那样的周边国家,而是国力和军力均为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是用当代最新型战机武装起来的美国空军。面对这样的强敌,作为师的军事主官,乃至更高层级的领导,都不能满足于基层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旺盛斗志,让他们仅凭一腔热血与强大对手死打硬拼。在强调人是战争决定因素的同时,还要努力在调整编制、改善装备、研究战法、提高实战技能等方面下足功夫,尽可能创造更加厚实的物质条件,使之与人的精神因素相结合, 共同纳入战前准备的重要议程。调整编制装备是师一级想办而办不到的事。军委总部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想,适时送来了“及时雨“ 1964年9月,也就是部队到达广西的第二个月,我师就接到了上级关于扩 编增装的命令指示。全师3个小高炮团各增编2个营部,各增编1个6挺制14.5四管高射机枪连和1部警戒雷达。37高炮连由原来的4门制扩大为6门制,全师共新增火炮36门,兵员也按照大于编制数的5%超额配备。

  调整后,全师尤其是3个小高炮团的对空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小高炮团6个炮连原本仅有24门火炮,现增至36门,数量增加了50%,外加1个高机连和1个警戒雷达站,一个团的战斗力比过去一个半团还强。全师的火炮数也由调整前的92门增至128门,14.5高射机枪由10挺增至28挺,等于多了一个加强的小高炮团。特别是增设营一级指挥机构, 对于今后落实“集火近战”的新战法,以营为单位实施集火射击,具有不可低估的实战意义!部队扩大了,对干部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据政治部统计,这次扩编加上入越后个别调整补缺,全师共提升干部334名。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徇私情、打招呼、递条子,也没有老乡、朋友之间的相互说情,更没有请客送礼、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选人用人上,看重的是谁对党忠诚老实,谁勇敢坚定、不怕牺牲,谁能带兵打仗、有指挥能力。那个年代,真是个风清气正、任人唯贤,提拔使用干部丝毫不讲关系的年代!我师因为扩编,许多即将退伍的老战士进了复员队又因需要重新归队参战;临时补充我师的兵员,经动员教育后,也表现出很高的觉悟,纷纷要求到一线最危险的地方去,到基层能够直接参加战斗的岗位去。 大家都以流血牺牲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耻,心里想的是如何为“五个伟大”(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争光!有个战士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但他讲的几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因安排他在后方留守,他很不情愿,坚决要求上前线,干部给他做工作时,他说,“让我到前线去,不必给我做任何工作,如果让我留守,两个政委找我谈话也不行。 ”这段看似闹“情绪”的话,折射的是一个普通战士积极求战的可贵精神,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全师部队不胜枚举。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报效祖国的信念,成为我师圆满完成战前调整扩编任务的思想保证,也成为我们日后战胜强敌的巨大政治优势。

  与师司令部的同志在广西宁明合影,前排左1为师长范振声,前排左2为参谋长张锡璞,后排中为作训科长陈永强

  针对战场新情况研究新战法是我军的好传统。美军在越南使用的新型战机较之朝鲜战争,速度快了近一倍,机动性也更强了。敌机不论从航空母舰还是从泰国机场起飞,大多利用越南东部濒海、北部多山的复杂地形,采取低空掠海和穿山越谷等战术手段,在躲避雷达搜索后,对目标实施突然、快速的攻击。面对新的战场和对手,防空作战究竟应该怎样打?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自己的新战法,尽管这个战法不可能与战场实际完全吻合,但也要有一个可供实践检验的“模具”。经过思考,我产生了“三步走”的想法: 第一步,抓新战法的研究, 出战法研究的成果; 第二步,把研究成果放到实战中接受检验; 第三步,通过战后总结,再对战法加以修改完善。这个研究,实践,总结环环相扣的“三步曲” ,依照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1965年4月上旬,我找到作训科长陈永强, 谈了我的想法,并按照分阶段抓重点的思路, 首先就新战法的研究问题,提出了我的原则意见: 1.当前敌机与地形的特点,客观上要求我高炮部队在对空作战中,必须做到远、快、准、狠。“远”就是要对目标早发现、早捕捉,“快”就是指挥和操作都要争分夺秒,“准” 就是要提高射击精度,“狠”就是要形成火力拳头。2.如果把“远、快、准、狠”比喻为过河的任务,克敌制胜的战法就是过河的“桥”和“船”。没有目标,研究就会失去方向; 没有方法,实现目标就会陷入空谈。3.要以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为指导,着眼远、快、准、狠的目标要求,立足我师现有的武器装备,积极探索高射炮兵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找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桥”和“船”。然后,我让陈永强组织全科人员就战法问题先研究一个意见。陈永强同志精明强干,善于领会上级首长的意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军事干部。他以后任过军区炮兵高炮处长、高炮63师参谋长和高炮71师师长,在即将就任武汉军区炮兵部长时,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陈永强受领任务后,立即和副科长杨斌组织作训科的全体同志认真讨论,很快拿出了个初步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并经师党委集体讨论研究后,最终形成了我师“集火近战,各个歼敌”的战法初案。(后文简称集火近战)4月中旬,在组织全师团营军事主官和作训股长集训时,我就“集火近战”的战法问题作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发言: 第一,“集火近战”是毛主席“歼灭战”思想在高炮部队防空作战中的具体运用,既是战法问题,又是作战指导思想问题。它既明显区别于越军,又不同于我军以往的防空作战。第二,“集火近战”的“集火”,特指在有利条件下,小高炮1次集中1个营,中高炮1次至少集中2个连,对1架敌机进行射击,齐打齐停,用火力的高密度对付美军新型战机的高速度;“近战”就是通过压缩距离“放大”目标来提高命中率,“近战”并非越近越好,特指在火炮有效斜距离内的最有利时机开火射击。第三,“集火近战”的直接目的是用较低的消耗获取较大的战果,具体讲,就是力争首次开火射击就击落敌机,这是比击伤敌机或多次射击才击落敌机更高的要求。第四,“集火近战”的好处:一是能鼓舞士气,二是能震撼敌人,三是能保存自己,四是能降低消耗、五是能扬长避短。第五,“集火近战”不能绝对化,例如,对极其重要的掩护目标,为了不让敌机靠近,应当尽早将其轰走; 在敌机从多个方向同时来袭的复杂情况下,也可以下放权力,由各个炮连自行掌握射击; 单独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则应以连为单位集火射击。争取必要的反应时间,是“集火近战”的前提条件。由此深入探索,我们在时间的“延长”与“缩短”上大作文章,又研究出了两个辅助手段。在延长时间方面,设立对空观察哨,争取提供更充裕的预警时间。我师在福建前线曾试行过这个办法,向阵地外围的山头上派出若干侦察和通信人员组成的观察哨,专门搜捕利用雷达盲区低空进袭的敌机。这次战法研究,我们坚持并完善设立观察哨的办法,拟由师统一向距阵地边缘20公里处的不同方向派出8个以上的远方观察哨,团在敌机可能来袭的主要方向设1至2个近方观察哨,当敌机来袭时,做到一哨报警,全线皆知,为部队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在缩短时间方面,要求“8秒钟打响”,在有限时间内浓缩射击程序。按照美国新型战机进袭时的速度和高度进行测算,从火炮阵地捕捉目标到敌机过航离远,通常只有短暂地10秒钟左右的时间。“8秒钟打响”就是通过简化指挥程序、压缩指挥口令、密切协同动作、快速精确操作,确保在敌机临近而非离远航路上稳准地开火射击。简单的说,就是在发现目标后的8秒钟时间内,完成所有射击程序,瞄准目标把炮打响,把炮弹打出去。一个 “集火近战”,两个辅助手段,最终被实战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三个战法。如果从战术的角度,问我们为什么能用30年代的火炮打下60年代的敌机?我们的答案是,这三个立足于现有装备的新战法,把“远、快、准、狠”的制敌之策变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是弥补敌我之间武器装备30年时间差的关键所在。

  战法再好,也离不开实战技能的支持。从入桂之日起,我师就以临战的姿态狠抓战前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实战技能。在各团普遍抓的同时,师采取集训和试点的方法,重点抓了一系列难点问题的解决,先后组织了以尽快胜任本级指挥为目的的新任连排干部集训,以增强远距离搜捕目标能力为目的的侦测人员集训,以提高复杂道路驾驶技术为目的的驾驶员集训。在609团抓了首长和司令部训练试点,推动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训练的落实; 在609团2连抓了夜训试点,解决了长期制约部队夜训的若干“瓶颈”问题; 在609团6连抓了构工伪装训练试点,总结推广该连模仿越南地质在水网稻田地构筑工事的经验; 在627团3连抓了打俯冲机的试点,以适应敌机在越南战场俯冲攻击多的特点规律。从1965年开始,否定64年大比武,否定大抓军事训练的嘈杂声已经在全军悄然传播,我师作为入越作战部队,没有闲功夫折腾这些事,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战前准备上,广大指战员出于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苦练杀敌本领,巩固大比武的成果,使战前训练在顶着干扰的情况下始终热度不减,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讲到提高实战技能,有必要说说部队一大批“文化兵”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1961年9月,我师在上海市和福建的福州、莆田等地征召了近千名高中生,那时的高中生在部队很少见,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这批兵文化高,思想活跃,爱发表意见,但在体力劳动方面不如农村兵,开始不受一些基层干部的欢迎。当他们经过实际锻炼,过好苦累关后,自身的文化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其中不少人成了文化活动的骨干,军事技术的能手和1964年大比武的尖子。部队到广西后,这批兵的军龄已3年有余,恰逢成熟的黄金期,有的提了干,多数是基层的班长骨干,他们较高的智商和过硬的素质,使之成为部队战前训练的示范兵、教练员和师团机关的好参谋。609团指挥连的上海兵柯云庆能在标图时写一手独创的反体字,让图板对面的指挥人员不用换位也能一目了然。607团高机连的福州兵赵奇健精通14.5高射机枪的兵器和操作,609团新编高机连后,派他去当教练员,帮助连队训练出了一批优等枪手,该连入越后一举击落敌机2架,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这个同志日后曾到非州国家坦桑尼亚担任过军事顾问,专门负责高射机枪的教学。师作训科参谋池庆洪是莆田人,平时话不多,需要时能参善谋,文字功夫也不错,我记的《入越作战日志》就是他战后帮助整理抄写的。总之,这批兵为促进部队的战前训练和实战技能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骨干带头作用。这批“文化兵”原本应在1965年或66年退伍,因援越抗美而作罢; 1967年又因“文革”停止兵员复补而再度超期服役。直到1968年3月,这些入伍已达6、7年的老义务兵才离队返乡。还有个别同志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例如在安沛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被追记一等功的607团5连炮四班班长黄永龙同志,就是“上海兵”,也是这批“文化兵”中的优秀代表。当前,军队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普通高校征召大学生入伍,与名牌大学共同选拔培养国防生。联想到当年我师“文化兵”的情况,我认为这些举措非常符合部队建设的发展规律,一定能有力推进我军现代化的进程和战斗力的生成。

  参加628团出征仪式后,与该团领导及随团入越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合影。二排左6为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王副主任,左5为师长范振声,左7为政委杜河堤,前排右4为628团团长牛志寿,二排右4为团政委闫保全

  1965年4月26日,628团率先受领入越作战任务,配属铁道兵第2师,掩护该师施工部队的对空安全。确定628团先期入越,是总部机关的意见,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组建该团的基干部队原高炮36营在抗美援朝中,掩护地面部队表现出色,给上级机关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是团长牛志寿是1939年入伍的老团长,资历长,经验丰富,率部单独执行任务比较放心; 三是该团驻防夏石地区,紧邻边境出口友谊关,便于就近使用。628团受领任务后,在具体出发时间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一边进行思想发动,一边强化机动演练。 他们几乎每周都组织全员全装紧急出动,有时一个星期成建制的拉动部队好几次。尽管广西的气候已经转热,但官兵训练的热情丝毫不减,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援越抗美,总是乐于绘声绘色的讲述战斗经过和战绩战果。其实,认真充分的战前准备,针对性很强的战前训练,是入越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能打仗,打胜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应当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5月中旬,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温玉成陪同下,到广西视察即将出征的入越部队。罗总长一行不打招呼,不让师领导陪同,直接莅临628团连队阵地,检查战备工作,观看协同训练,并就入越作战问题向牛志寿团长和闫宝金政委作了重要指示。随后,罗总长又来到友谊关,并在此召见了我和杜河堤政委。那时他年不过60,身材高大,精力充沛,讲话干脆有力,他简单询问了部队情况,要求我师把准备工作做深做细,随时准备出征参战。还要求628团服从铁2师的领导指挥,搞好团结,相互学习,把对空掩护任务完成好。此后不久,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又在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陪同下,视察了包括628团在内的铁道、工程等部队,调查了解入越作战的思想准备情况,为他们先期入越加油鼓劲。总部首长的到来,不仅鼓舞了部队斗志,还带来了一个喜迅: 除628团即将出国外,允许一部分有特殊情况的干部回家探亲,师团主要领导在不能离队的情况下可让家属来队探望。部队到广西后,停止探亲休假已经9个月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挺高兴。包括我和杜政委爱人在内的随军家属,在部队离闽后,由政治部副主任贾兆祥负责转移至河南巩县等地的留守处,人生地不熟,又担心前方亲人的安危,其心情可想而知。广州军区想得周到,考虑到家属到前线不方便,就在广州安排了住处,让她们在此与亲人会面。在上世纪60年代,受家庭收入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部队随军家属很难有机会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次能到南粤名城广州与丈夫团聚,我爱人王新同其他人一样也充满着期待。无奈的是,她的希望因我而最终落空。站在现今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她来,但在当时那种大战在即,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受领任务、入越勘察等一系列大事要事即将进行的特殊背景下,我这个将率部独立出国作战的一师之长,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恐怕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我确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愿在这个时候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就只好让亲人受点委屈了。王新同志因身体原因,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广州,这成为我们终身的一个遗憾。6月23日,628团奉命出征入越。我和杜政委陪同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王副主任,参加了该团的出征仪式,并代表师党委和师机关向他们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 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在援越抗美战斗中做到军政双胜!短短20余字,寄托了我们对628团全体指战员的殷切希望。当日6时,628团准时出发,通过友谊关进入越南境内,由此拉开了我师入越防空作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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