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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有关吉鸿昌的故事 富贵不能淫

归档日期:08-31       文本归类:吉鸿昌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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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秋,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出国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父亲的抗日活动,立逼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夺去了父亲的军权,将他流放国外。

  到了美国纽约,一次,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送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哪国人?”我父亲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嘲笑和侮辱,使他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才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了!”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他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

  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以其铁骨铮铮、英勇善战让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还以其体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们敬仰。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吉鸿昌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只有25岁。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做事。这只碗随吉鸿昌将军走南闯北,直到他39岁牺牲。

  展开全部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

  思想。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当外国人都在歧视中国人的时候,吉鸿昌在自己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线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吉鸿昌结识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第一次兵变)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第二次兵变)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第三次兵变) 天津吉鸿昌旧居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吉鸿昌同志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第四次兵变)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中正他老婆宋美龄 和亲戚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 吉鸿昌被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加入)判处吉鸿昌枪决。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以上系后人杜撰,真实的历史比想象的要残酷的多,吉鸿昌的绝命诗是有人偷偷从监狱中传出来的。牺牲的经过也并不像影视作品中那样壮烈。[2]

  吉鸿昌被刺线日,曾经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 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被迫出洋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还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而吉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于是,蒋介石撤销了他的军职,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 加入中共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加入中国。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暗杀吉鸿昌。 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文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吕一民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 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由杨弄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将球扔了进去,借找球为名,闯进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最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实施暗杀 正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时为1934年11月9日。 线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解放后,二吕一直匿居天津。在反革命运动中,二吕匪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3]

  (一) 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二) 《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附录:缅怀吉鸿昌将军诗词 《缅怀吉鸿昌将军》 没能东北死,却在北平亡。 中华民族泪,一齐恸国殇。 ——(上海)张志真 《祭吉鸿昌将军》 男儿年少多英武,壮志弥天抵外辱。 遍点春秋多少事,腰佩吴钩震胡虏。 ——(大连)李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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